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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光棍危机的形成及解决之路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5-10-02  浏览次数:945
核心提示:  据第一财经报道,统计数字显示,过去20年来,中国出生性别比一直高于115,直接导致中国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有专家推断,光

   据第一财经报道,统计数字显示,过去20年来,中国出生性别比一直高于115,直接导致中国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有专家推断,光棍危机可能在2020年之后全面爆发。对于这样的“预言”,似乎很多网友不以为然,有的人觉得专家在危言耸听,有的人觉得事不关己,有的人则觉得光棍问题并不会引发所谓“危机”。
2020年光棍危机

情况真的这样乐观吗?首先我们来看一组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截至2014年末,中国大陆男性人口70079万人,比女性多出3376万。8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例为136:100,70后非婚人口男女比则高达206:100,数字是不会骗人的,专家是在危言耸听吗?原本相对稳定平衡的婚姻市场,因为多出的数千万男性而变得“拥挤”,最终势必导致大量男性被挤压出去,被迫成为光棍。


一、2020光棍危机的形成

  到底是什么引成性别天平的倾斜?

1、生育观念落后论 重男轻女
 
 
  今年初召开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治理体系创新研讨会上,多位专家提出,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位运行的罪魁祸首就是性别不平等,群众生育观念落后,男孩偏好仍然严重。

  重男轻女观念被认为是性别比失衡的重要原因。它起于农业社会对劳动力的现实需求,到现代社会则演变成延续家族血脉的信仰。这一观念根深蒂固,在中国仍有很深的土壤。
 
  此前媒体报道,山东临沂兰陵县被指为控制合法出生率,给基层干部下达“流产指标”。当地一位村支书透露,兰陵重男轻女思想严重,“如果家里没个儿子是会被人瞧不起的”。
 
  当地女子吴颖有一个妹妹,从小就听到母亲唠叨没有男孩抬不起头,这让她觉得自己的出生是一种负罪。她说,直到大学毕业前,她都在认真思考一个问题——在合适的时候离家出走,如此家中便可以再生一个孩子,或许会拥有一个男孩。
 
  对男孩的偏好不独北方农村,在南方富庶的福建,许多人希望把积累的家族财富留给儿子。
 
  厦门市小学教师张妍于2000年生下一个女儿,身为公职人员,这意味着合法生育权的终止,但婆家人对男孩的渴望并未打消。在此后的10多年里,张妍一直身处家人的逼迫中。她希望等待政策全面放开二孩后再生育,以保住工作,家人则指责她自私,不愿为家族牺牲。
 
  她曾和丈夫尝试过代孕,但以代孕机构被查封而告终。2013年初,计划生育政策仍未见松动,而张妍已40岁。矛盾越积越深,最终演变成无法收拾的家庭战争。丈夫林阳一度威胁她,“如果你不愿意生,我就到外面找人生”。
 
  2013年底,当离家数月的张妍回到丈夫身边时,她发现丈夫已在家人的授意下,与外面的女人怀上了孩子。后经B超鉴定是男孩,于次年生下。
 
  类似的悲剧并非个案。张妍说,在她的亲戚和同事中,亦不乏迫于家族压力,辞职回家生男孩子的案例。不愿妥协的女人,则只能对丈夫在外“代生”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
 
  让张妍无法接受的是,有亲戚甚至劝她与这个外面的女人和平相处。张妍说,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已经将人性扭曲,最终她选择了和丈夫离婚。
 
2、计划生育论


计划生育
 
  人口学者黄文政、梁建章不赞成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出生性别比失调是性别偏好、生育数量限制和胎儿性别鉴定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后果。这三个因素缺一不可;去掉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不会出现男女比例失调。
 
  “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中国和世界一些其他国家和地区一直存在,但中国的男女出生比例在最近几十年才严重偏离正常水平,并高于其他所有国家和地区。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难辞其咎。”黄文政说。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当年出生性别比为116.9,其中第一胎出生性别比为107.12,第二胎就飙升至151.92,第三胎更高达160.3。从这组数据可以看出,第一胎的出生性别比基本正常,越往后就有更多的女胎被选择性堕胎,从而推高了出生性别比。
 
  如果仅有性别偏好,父母可以通过多生孩子来达到选择性别的目的。但是当性别偏好、生育数量限制和胎儿性别鉴定三个因素都具备时,出生性别比的畸高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人口普查与生育政策地区分类数据表明,中国执行“一孩半”政策地区2000年出生性别比高达124.7,比二孩政策下的出生性别比高出15.7个百分点。这充分表明了生育政策限制对出生性别比的强烈影响。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都执行“一孩半”政策,如果头胎是女儿,政策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有些夫妻在生了一个女儿后,希望再生一个男孩。他们会在怀上第二胎后,鉴别胎儿性别;如果是男孩则生下来,如果是女孩,则主动上报,以意外怀孕为理由堕胎。生育限制政策迫使人们通过阻止部分女婴的出生来实现生育男孩的愿望。

3、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论
 
B超知男女
  失踪女性(missingwomen)最早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在上个世纪90年代提出,被用来指代那些因人为干预因素没能来到这个世界或者因性别偏好较早死亡的女性人口。根据阿马蒂亚·森的估计,全世界约有1亿多名女性因为人为性别选择而失踪,其中中国和印度是重灾区。
 
  每年卫计委都会联合各相关部委开展声势浩大的打击“两非”(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人工终止妊娠)活动,力图阻止那些企图选择性别的人通过胎儿性别鉴定达到目的。
 
  《第一财经日报》曾经在江苏北部农村调查发现,尽管很多医院畏惧惩罚不敢明目张胆做胎儿性别鉴定,但是如果是熟人,私下做个B超鉴定性别是很习以为常的事。
 
  至于选择性人工终止妊娠,更加难以监管。没有任何一个意图堕掉女胎的孕妇会主动告诉医生自己的真实目的。由于终止妊娠是计划生育政策下超生怀孕后被认可的处理措施,孕妇只需告诉医生自己肚子里的孩子不是第一胎就可以顺利堕胎。
 
  更重要的是,敬畏胎儿生命的意识依然没有普及,对很多人来说,堕掉腹中胎儿并没有很大罪恶感,更何况是为了性别选择的“合理需要”。
 
  根据历年《中国卫生年鉴》的统计,从1971年至2012年,中国人工流产总数为2.7亿人次,若加上数量可观的药物流产,总的流产数量令人叹为观止。
 
  针对前文所述导致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三大因素,梁建章表示,重男轻女的观念虽已淡化,但会长期存在;禁止胎儿性别鉴定技术也不可能完全有效。因此,要使男女比例恢复正常,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全面取消生育限制政策。

二、2020光棍危机解决之路
 
  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穆光宗认为,消除重男轻女观念,需要重建生育文化,工程浩大,难以一蹴而就。而性别比严重失衡、生育率超低的现状迫切需要改变。他认为,最可行、见效最快的对策是放开生育限制。
 
  在人口学者何亚福看来,立法保护胎儿生命权是解决性别比失衡的根本方法。堕胎之所以被中国大部分人看得平常,是因为没有把胎儿当作拥有生命权的个体来尊重。但在具体法律法规当中,对于胎儿有许多自相矛盾的规定。比如《民法通则》规定,公民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没有出生的胎儿没有公民权利。而《刑法》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继承法》更明文规定尚未出生的胎儿享有财产继承权。
 
  改变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的状况,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相关组织、每位公民的积极参与。
 
 
  盲目的乐观并不会让客观存在的危机因之消失,正视这个问题,并解决这个问题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显然,重男轻女的陈腐观念、非法性别鉴定和堕胎,是几十年来造成男女比例越来越失衡的症结所在。如果仅有性别偏好,父母可以通过多生孩子来实现自己“要儿子”的目的。但当性别偏好和非法性别鉴定与堕胎结合起来,问题就麻烦了。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的一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第一胎出生性别比为107.12,第二胎飙升至151.92,第三胎则高达160.3,显然在多胎生育家庭中,很多人通过非法性别鉴定和堕胎进行了“人工干预”,最终导致了这个不合常理且异常苦涩的结果。
 
  扭转人们的观念不是一日之功,但禁绝非法性别鉴定和堕胎却是法治社会中可以马上着手加强的事。当然,尽快修订计划生育政策,放开生育限制无疑也是治本的一个办法。人无远虑,必有近忧,2020年说远也远,说近可就近在眼前了,今日不未雨绸缪,难免来日悔恨交加。千万别再对“光棍危机”不以为然了,不然危机真的到来的那一天,有的人可是哭都找不到调门了!
 
  万宝会在此提出另一个建议,那就是对奖励生女孩的家庭,可以从奖金、税收等方法鼓励生女孩,让女孩的出生率高过男孩。

网友评论:

钟大川:今天有两新闻同时出现,一是2020年光棍危机,二是北京彩虹地铁现男男成功求婚。我觉得媒体还是很有良心的,指出一个问题之后又立即提出了解决办法。

怎么可以吃桃:最厌恶这种思想,村里女人生了女儿大出血就不要人家了,什么女儿早晚嫁出去什么的思想,落后的思想傻逼的人。

丟丟zZzZzZZ:我妈说结婚一年比一年贵,等我结婚时候,不仅要有车有房,三金最少要一万块[挖鼻][挖鼻][挖鼻][挖鼻]也是,2020年就要爆发光棍危机了,没娶媳妇的赶快往这儿看啊啊啊啊啊 
 
关键词: 2020光棍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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